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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矫枉必须过正:关于性骚扰防治问题
来源:本网络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郑丹丹 发布时间:2011-03-16 10:47:28 浏览次数:11066

矫枉必须过正

——关于性骚扰防治问题的几点思考[1]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郑丹丹

 

20101224,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战军博士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我国防治性骚扰法律完善的思考”的报告,从“为什么要关注性骚扰问题”、“性骚扰的界定”、“欧美防治性骚扰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我国性骚扰司法实践及立法现状”、“我国法律完善的思考”等五个方面全面探讨了性骚扰问题,引起与会师生的强烈反响。

鉴于性骚扰是个复杂而重要的学术和实践问题,笔者试图就此谈些个人感想,希望抛砖引玉,与各位同仁交流,以加深对性骚扰问题的认识。

一直以来,关于性骚扰问题的界定始终存在很多争议。

首先,到底是以性骚扰实施者的主观故意以及行为的后果还是以被骚扰者的主观感受为标准来衡量性骚扰行为是否成立。根据姜战军博士的文献梳理,目前常用的美国标准,性骚扰的界定非常宽泛,甚至送不恰当的礼物,都有可能被当作性骚扰行为被指控,这样,被骚扰者的主观感受就显得特别关键。

美国各联邦法院在判断当事人对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行为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之认定标准时,常常有歧异的判决出现。有的主张以“理性人”(通常是男性,但亦有可能是女性)的观点,有的主张“理性受害人”(reasonable victim,通常是女性,但亦有可能是男性)的标准,还有的采取“理性加害人”(reasonable perpetrator)的立场,或兼采“理性被害人”和“合理加害人”两者的观点。从性心理学的角度,男性和女性对于有关性行为的接受程度一般有较大的差别,有些男性认为某种行为是正常且不具有冒犯性,但对于某些女性而言,此种行为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冒犯性。前述“理性人”的认定标准看起来性别中立,但本质上却是以男性观点为主导而往往失之偏颇,势必会加深将女性压制在工作场所权力下层的印象。因此,“理性女性”(resonalble women)之认定标准应运而生,赋予女性权力让其本身来决定何种行为构成性骚扰的伤害。同时,此法亦可藉公权力的直接介入,对男性在工作场所原本享有的特权和权威加以挑战。1991年,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在Ellison v.Brady一案中,首度以“理性女性”概念作为认定性骚扰行为合理性的标准。虽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往往过份主观,造成压制工作场所言论自由的不良后果。然而主张采取“理性女性”者认为,由于有“理性”一词的限制可以确保整个认定标准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预测性。[2]

其次,与此问题相联系的是,性骚扰的界定是否应该泛化。国内有学者,比如沈奕斐,指出,如果我们把性骚扰的范围窄化为男性对女性,那么就会使得性骚扰问题脱离其实质,而成为一个传统文化中敏感的男女问题,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反之,如果我们把性骚扰过分的泛化,那么就会强化性歧视,破坏正常交往中的灰色地带,并且产生另一种不公平:一个喜欢说黄色笑话的人和一个借着权力进行性意涵行为的人的过错是一样的吗?她认为,很多没有权力关系的性意涵行为的解决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拒绝、呵斥、反抗,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真正让人痛苦、无奈的性意涵行为在权力关系中,我们反抗不得,我们代价沉重。因此,性骚扰必须放在权力关系中来看待。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使得性骚扰问题复杂化、严重化,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还必须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干预,才能真正得到解决。[3]

姜战军解读的欧美的做法,实际上是采取的泛化的性骚扰界定。对此,姜战军博士认为,有些人打着考虑文化、国情的旗号主张根据不同文化来界定性骚扰问题,实际上有可能在此借口下损害弱势者的利益,将一些重要的约束内容损害殆尽。他主张应该由文明的基本条件来设定标准,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定宽泛的性骚扰界定标准,使不文明的甚至罪恶的行为没有容身之所,这样才能达到性别和谐与平等,真正促进文明的发展。如此说来,灰色地带本身可能就存在对妇女权益的侵害,需要加以规制。

笔者认为,前面的两个争论关涉的问题在于性骚扰的实质或者说最核心要素到底是什么。有学者,比如沈奕斐,提出不应该将性骚扰问题窄化为男性对女性的侵害,但姜战军博士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存在同性之间的骚扰或者女性对男性的骚扰这样一些事实,就无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在目前的阶段,性骚扰的主要形态还是男性针对女性的骚扰,否则我们可能会忽视事物的根本,抓不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性骚扰的大量存在,其基础就是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性客体和性对象的存在形式,以及女性的弱势地位。也就是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她们的意愿常常被违背,而且以非常低的代价(甚至基本没有代价)被违背,而这种意愿违背、利益受损又常常是以性的形式表现的。这就是性骚扰频发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就是它的实质。

由于长期以来,以性的形式表现的无视、违背女性意愿的行为是如此普遍,甚至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所谓法不罚众,就导致对性骚扰的惩治格外困难,这也是很多学者,包括沈奕斐博士认为不应该对性骚扰问题过分泛化界定的真正原因,不是这些行为不讨厌、不恶劣,而是讨厌、恶劣的行为实在太多,如果都管,可能导致什么都管不了。可以说,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路。姜战军博士主张的欧美的泛化界定思路则是要釜底抽薪,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是的,用泛化的界定思路,可能确实会破坏正常交往中的灰色地带,并且产生另一种不公平:把一个无恶意的喜欢说黄色笑话的人和一个借着权力进行性意涵行为的人的过错相提并论,甚至处以同样的惩罚,对前者可能是一直错杀。然而,法律都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任何法律都一定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评判法律的功能不应该用它是否存在漏洞来说明问题,关键是看该法律有没有实现它的预期效果,比如打击性骚扰行为,哪怕有些误杀。在目前的现状下,在女性的弱势地位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在女性被侵害的权益往往甚至不被认识到的情况下,应该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衡量问题,采取矫枉过正的做法十分必要,这也是一种重塑社会价值观念的做法。



[1] 应总网络要求,社会学子网络进行第一期网站专题建设。恰逢姜战军博士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做了性骚扰方面的讲座,笔者征得他同意,将其发言草稿挂网。同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奕斐博士同意将其提供的相关视频及论文挂网,在此对两位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为了激发大家讨论的兴趣,笔者抛砖引玉,将自己的阅读心得和体会也挂网,试图引发大家对性骚扰问题的深入探讨,盼望很快有新的评论贴出来。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主要是感想,并无严密论证,特此说明。

[2] 参见耿殿磊:《美国的性骚扰概念及其发展》,《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

[3] 参见沈奕斐:《“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性骚扰概念的泛化、窄化及应对措施(沈奕斐).pdf

比较法视野下的我国防治性骚扰法律完善(姜战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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